十三五规划到底说了啥?

  • A+
所属分类:并购融资

    经济进入新常态,十三五期间的布局意见目标规划,包括了从国家治理体系到基础制度建设、从经济到民生等方方面面。眼下,调整产能过剩、提高并改变产业结构、创新驱动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在充满了未知与挑战的“十三五”期间,如何寻找经济潜在增长点?中长期来看我国面临的究竟是结构性问题亦或是周期性问题?中国的各项改革要如何为经济助力?

    近日,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,第一财经研究院协办的“2015中国经济论坛—中国经济趋势与十三五规划建设”上,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,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谢怀筑,渣打银行中国资深经济师颜色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上海市政府参事左学金分别就中国经济的走向和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建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解读。

    谢怀筑:市场机制改革要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

    谢怀筑在论坛上表示,“十三五”期间的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在于,如何制定货币政策使高度流动性的货币适应结构性变迁。“因为已经承诺100年目标,在‘十三五’至少保持6.5%的增长率,要完成6.5%的增长率有很多结构性的改革,货币它的流动性非常强,货币政策如何解决结构性问题,需要探索。”

    针对减税,谢怀筑认为明年财政在名义GDP下降到6%的情况下,整体税收自然会收紧。她预计,明年财政预算赤字达到4%都是艰巨的。“现在有新的财政预算法律以后,我们财政纪律比以前更加紧。事实上一旦专项经费到了县,花这些钱需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有所配合,因此审批非常慢。谢怀筑认为,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上看,今年的财政可以认为比较积极,但关键在于到达县级以后如何将资金实际地拨款到账。

    在谈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两方面压力时,谢怀筑认为,一是实际的产出在下行,二是潜在产出的下行。她判断“十三五”期间的主要下行因素是结构性问题,并认为货币政策如果能够使平均长期增速从10%平滑下降至6%或7%的稳态,央行货币政策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就成功了。

    而在这一过程中,货币政策调整需要适应“十三五”期间的两种变化。一是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,导致总需求结构发生变化。未来随着工资的上升,劳动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的收窄,消费将会成为一个更主要的拉动力。要帮助消费在未来宏观经济长成为更均衡的力量,货币政策要抑制过度投资的需求,使其自然衰退。二是产业结构升级。“未来消费或者服务业会成为较大的拉动力,我们金融体系还是没有做好准备。”她认为,目前还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在于,要使得银行体系能够更好把这些钱投入到服务业主要的载体——轻资产的中小企业。

    总体而言,谢怀筑认为目前的经济形势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,因此“十三五”期间的货币政策一定是中性适度的。“过度放水只能使得泥沙俱下,货币作为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工具,怎么处理结构性问题,需要长时间探索。”

    她还补充道,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意义是根本性的。“让市场力量来决定,用利率作为一个根本来决定资本的方向,才是真正的资本深化和资本优化。”

    韦森:供给侧改革关键在于减税

    根据著名的拉弗曲线,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。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,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,投资减少,收入减少,即税基减小,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。韦森认为,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,减税应该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。“应该大幅度减税,从财政收入方面上政府应该把减税落实作为一个基本国策。”

    “我认为现在不是结构性减税的时候,而应该是总量减税。”韦森强调“十三五”当中减税的重要性。“每年我们财政收入都完成自己锁定计划的20%,财政收入高速增长,到了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长对比,已经翻了18倍左右,这几年政府财政收入确实在快速增长。”韦森认为,我国目前仍有减税空间。

    “等把企业救活了,未来才能增加税收。”在经历了十大振兴产业计划和七大产业振兴计划的两轮上升后,今年9月末中国国有企业债务总额已经非常高。韦森强调,负债严重,企业经营困难的当下,更要缩减财政收入规模。因此,“希望能把减税作为未来供给侧改革首要政策。”韦森称。

    中国经济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,目前经历着工业化伴随着城镇化的长期过程。“到了这一年,我的看法是不论采取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,都无法推动经济增长”。韦森认为,当下产能过剩,资产回报率下降,应着手消化前一阶段扩张带来的困境。

    韦森表示,明年央行仍有降低实际利率的空间,4.35%的基准利率依旧对企业有一定压力,相较欧美等国也属于偏高水平。对于人民币汇率,韦森赞成加入了SDR后人民币可以适当贬值。他认为在经济下行,外储减少,外贸表现不佳的情况来看,人民币贬值是顺应市场需求的表现。

    左学金:适当增加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

    左学金认为,“十三五”期间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应主要关注三方面:教育,医疗、养老。

    在教育领域,左学金提出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两个方向:一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支持,二是落后地区的信息化资源共享。他说,发达国家教育经费一般由地方承担,但我国存在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。适当增加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,通过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各统筹一半的教育经费,可以提高贫困地区教育的公平性。

    关于基本医疗,目前的困境在于政府的覆盖程度。左学金建议“可以从办好一二级医院,建设廉价医院,降低支付标准的方面进行努力”。

    在养老金方面,左学金认为养老金要在全国统筹和地方统筹上再下功夫。左学金以2013年养老金报表为例,沿海5个省结余1700多亿,其中广东省结余700亿,而中西部5个省就亏了900亿。“中西部劳动力大量向沿海流动,全面统筹养老金制度,各地的结余和亏损情况或许能得到改善。”左学金说。

    颜色:人口问题是“十三五”的重中之重

    颜色认为,在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的“十三五”期间,要推进财税改革,进行以户籍为基础的城镇化,在现有基础上扩大100个城区人口在500万到800万之间的大型城市,并进行相应的产业升级,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,将人口质量红利发挥到最大。“怎样让大学生生活在正确的地方,生活得好,工作得好,玩得好,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30年最主要的任务。”

   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,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驱动,尤其是劳动力驱动。颜色分析称,我国廉价而高质量的劳动力与美国形成了一种合作,美国专注技术创新,中国专注生产,这带来了中国长达30年的双位数经济增长。然而随着人口红利消失,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,“十三五”关注中长期问题,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口问题。

    颜色认为,供给侧改革除了减税以外,还包括所有要素市场的改革。考虑到随着高校扩招,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,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变化,很重要的要素市场改革就是人口的改革。

    并且提出了改革措施。一是城镇化脚步要提速,户籍改革不可避免,构建国内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,便于劳动力流通;二是打破区域分割,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,促进东西部劳动力的相对平衡;三是一定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,提高人力资本存量。颜色认为,12年义务教育可行。

声明:
本文由投融资的作者撰写,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投融资立场。如有侵权或其他问题,请发送至邮箱[email protected]删除。